李敖、龙应台一类惊世骇俗的杂文家，他们才是“士志于道”的传统人文精神的传承者，其他的杂文家都是伪杂文。伪知识分子，真附庸风雅的骚客而已。
曾经是工人作家，现为扬子社副总编辑的华倡诚，长得倒像是一个工贼，二八开的小分头像是电影里的汉奸，薄薄的嘴唇上常年胡子拉碴的，又不太修边幅，自称这是工人阶级本色，人倒也是极有正义感，待人极诚恳的。他最近正在潜心创作他的第十部长篇小说《下岗之后》，其原因是他的老婆最近下岗。摆了地摊，其中酸甜苦辣，自以为比别人品尝得多得多。老婆叫他想想办法找一个体面的工作，他摊摊手，用汉奸似的微笑安慰老婆：“我说姑奶奶，
这摆地摊也挺好，免得看人眼色，受人之气，自自在在的，多自由，
我不缺你这几个钱，不想干了回家歇歇，我养你。权当帮我体验生活，提供素材。”
一个崇尚行侠仗义的赳赳武夫，一个呼唤鲁迅精神的学者，一个深知低层工人辛酸的作家，3人聚在一起自然对邬历的所作所为就多有牢骚，这3个臭皮匠就凑成了一个诸葛亮了。于是准备着北伐中原，向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奸臣曹操发难。至于邬历的小兄弟，另一位挪用公款为自己买房子的黄副总编，是邬历的小铁杆。他在主编《南方名人》杂志，这小于在暗中买卖刊号，出了一个双胞胎的刊物，也即假借杂志名义拉取广告，另外印了1000本带广告的杂志，去欺骗企业。这1000本杂志，除广告外还夹着一些性暴力、性犯罪之类的小文章，而正规出的刊物却像他的外表那样儒雅，是那么纯情脱俗，他的杂志一堆滥账说不清楚。这时的编委会已几年未开会了，社里的财务情况全部蒙在鼓里，邬历和“二渠道”书商“买卖书号”的事，只有邬社长与发行部主任宋玉卿小姐知道，而经理部经理谭伯平更是只知自己捞钱，旁若无人地我行我素。值此以邬历为首的大爷们挟谭冠厅长之余威，把个出版社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社里的党支部也是名存实亡。邬历兼书记常年不开支委会，支委早已超过任期。党员呼吁改选，邬历怕把自己选掉，也就充耳不闻，而5名支委中有4名对邬历心怀不满，从党、政两套班子的角度来看，邬历已成独夫民贼。这独夫民贼被忍无可忍的社委会、支委会罢免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时间恰逢年终，这回邬历还在京城做着副厅长的美梦。赳赳武夫代行社长职权，组织那一年一度的考核，武夫、才子和工人作家以社委会名义一合计竟召开了4次考核预备会，考核预备会开得空前热烈而认真。
这位说：“社委会成员对全社人员的政治学习、法制教育抓得不紧，长期不进行思想教育，应提倡群众对领导使用权力实行监督，提倡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最近老干部拒缴党费就是对社委会的警告。”
那位说：“群众有事，社委会成员一问三不知，这很不正常。社委会成员为什么不过问本社的经济活动为什么不过问‘买卖书号’的问题这种一问三不知的社委会要它何用。”
张三说：“管理上软懒散，一把手不管，二把手闭眼，三把手看，
四把手、五把手躲得远。社里职工自己开书店，下海、经商、炒股、
闲逛不正之风不及时处理，姑息养奸。”
李四讲：“宋玉卿与邬社长关系不正常，自己当着发行部主任个人还开了一个书店，好卖的书拉走自己店里销，不好卖的再拉回来送回仓库，她的账目一直不清，为什么压住不查?”
王五道：“本社四不透明：经济不透明，选题不透明，‘买卖书号’不透明，财务不透明，买茶叶还要社长亲自出马，我们发的茶叶全是过期的陈茶。社长座车一年的保养费、汽油费七、八万元，几年下来又够买一辆新轿车了，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社里为什么把几万本好销的长效书《中外历史演义》承包给谭伯平，这是变相对谭厅长贿赂，是社内买卖书号问题，听说谭大公子承包此书净得四、五十万。要向农村基层政权学习，不要不如农民。”
钱六言：“社里有没有小金库用了多少，余了多少，钱在哪里存3000多万到底什么原因?有的书商‘买书号’出了书，不好销，社里为什么又把这些烂书买回来，是不是得了书商什么好处?要向群众交待。”
群众七嘴八舌，赳赳武夫、文弱书生和工人作家听得触目惊心，汗流浃背，生怕大家再说什么出格的话来，于是先打住。写报告给厅党组，名曰《a省扬子出版社年底考核前四次座谈会纪要》，
报告了谭冠厅长。谭冠厅长看了《纪要》，狠狠批道：“这次会是谁组织的?为什么不在社委会内部交换意见，对群众的意见要分析，
要正确引导，等邬历同志回来，社委会内部交换意见。”
这回武夫、书生、作家不让了，竟然以社委会和党支部大部分成员的双重身份对群众的反映进行了调查，不过这次的调查他们不再报告谭冠厅长了，他们对谭冠厅长已失去了信任。
调查的结果，邬历的问题比群众反映的要严重得多。于是这些文字好手们分别执笔，写出举报信一封，叫作《举报：a省扬子江出版社社长邬历串通发行部主任宋玉卿、出版社经理谭伯平，勾结个体书商、个体照排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