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利益。若是韩琦执意反对此法，《日新报》要不要遵命呢？虽说韩琦重新入两府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但是他有五个成年的儿子，势必要继承其遗泽，再出一位相公也不出奇。更勿论韩邈本就是韩氏疏宗，若是执意悖逆韩琦的意思，将来势必难做。
更让人为难的是，韩邈自身并不反对这新法。他经商日久，去过的地方更是不少。见过数不清的中下户人家，因为“差役法”受累。现在的新法虽有不足，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定。若是韩琦当真反对新法，韩邈也不免要细细思量，究竟是坚持本心，还是顺应人意了。
好在，这封信来得及时，犹若一颗定心丸。
“景声兄，相公究竟是何安排？”听闻韩邈之言，一旁枯等了许久的李格非精神一震，立刻问道。
身为《日新报》的主编，他的立场也有些尴尬。一个是他的恩主，护他父子两代，唯有肝脑涂地方能报答。另一个则是他现在的雇主，也是呵护备至，助他成就名望。这两人若是起了争执，他也得左右为难。
韩邈把那封信递了过去，笑道：“文叔不妨先看看。”
李格非立刻接过信，一目十行看了起来。一直看到信末，他才轻轻松了口气：“相公天下能臣，所言非同凡响啊。”
这信上说的，实在大大出乎了两人的意料。韩琦对于“募役法”并不赞同，甚至言词颇为激烈。但是反对的却不是“募役”本身，而是其中一些内容。在“募役法”的几条细则中，有一项极为引人注目，就是原本不需要服役的那些人家，譬如官户、城郭户、女户、单丁户等，需要缴纳平常免役钱的一半，用来助役。
对于寻常的官吏，乃至大户豪富而言，这当然是侵害了他们的利益。但是韩琦的着眼点不同于这些人。在他看来，“差役法”里衙前、押司之类的州县役，本就该是这些上户的职责。他们逃避日久，现在却只需比旁人还要轻一半的代价，就能轻松避过。而那些下户们，每年夏秋就要缴纳两次赋税，现在竟然还要交免役钱，岂不是又多了一样苛捐杂税？
至于针对灾年设置的“免役宽剩钱”，就更离谱了。要每年多交二成的免役钱，储蓄起来，到了灾年就无需向民户征收免役钱了。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若遇灾年，本就应该朝廷赈济，免除赋税劳役，怎么还要小民提前支付，变相敛财呢？
此法若是施行，不过是损下户而益上户。当年他在并州施政时，曾言“差役法”致使“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这“募役法”跟当年也相差无几了。
如此言论，可是直刺根本，想来王安石确实有把这个新法当做“富国之术”来用。而他对于官户、上户减免赋税的宽待，也未尝没有一丝自保的心态。万一过于严苛，那些兼并之家的豪富拒不执行，甚至全盘推翻新法，他岂不要难办？
这些隐晦的想法，都被韩琦看在了眼里，并明明白白点了出来。这就是为官四十载，历经三朝的能臣之言了。而他对于韩邈的要求，就是针对这些，在《日新报》上撰文。役法更改不是不行，但是应该想出更稳妥，更完备的方案。
这要求，可比一味反对要好办多了。
见李格非也明白了韩琦的用意，韩邈笑道：“文叔可想好要怎么在报上刊文了吗？”
李格非沉思片刻，有些迟疑：“此事不好在刊首直言，写成话本故事，又难免失之轻佻。不如分批写点杂文，议论一二？”
韩邈却摇了摇头：“市井中人，哪个耐烦看杂文？若是分批写来，也不过是些不痛不痒的牢骚罢了。不妨寻些因役破家的案件，刊在市井新闻那栏。最好分为中户和下户两类，既能显出‘差役法’的恶处，也能点出‘募役法’的不足。物伤其类，必能让那些百姓更为了解新法的优劣。”
李格非一听就明白了，大喜赞道：“景声兄此法妙啊！不如再刊些相关的读者信函，如此一来，更显公允。”
现如今，他们要做的并非是支持哪边，而是就事论事，不偏不倚。也唯有如此，才能让《日新报》在混乱中存身，同时达成韩琦的指示。
韩邈微微一笑：“文叔此言不差。既然是韩相公吩咐，咱们也要尽一份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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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役法”的颁布，不止是士林中争执不休，民间也是有人讨论。大多数人听闻要再交一份钱，就已经忙不迭的放声大骂。但也有些有识之士，乐见原本那些可以免役的人掏钱助役。
只是如今此法只有细则，寻常百姓哪里能弄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吵也是吵不出个所以然的。
但是很快，局面就生出了变化。《日新报》在转载了《京报》上关于“募役法”的总则之后，开始在新闻一版讲起了案件。有因为应役衙前，被官人坑害，破家后状告不得，阖家自戕的。也有原本就穷苦不堪，因役力太苦，死在任上的。更有不少滥征役力，导致民不聊生，弃田而走的。
这些可都是明晃晃的实证，看起来尤为触目惊心。除此之外，报上还专门僻出了一栏，刊登来信。有些信粗鄙荒唐，讲